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的古文理论简答题

简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的古文理论简答题

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的古文理论简答题

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考据。他们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文章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桐城派：

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

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

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 方苞 刘大櫆 姚鼐 为"桐城三祖" 清代散文流派.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 方苞 刘大櫆 姚鼐 为"桐城三祖" 清代散文流派.

1、古文理论：核心概念为考据。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文章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2、桐城派：

1、： 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2、桐城派所写：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

3、文章评价：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

4、文风形成：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

5、主要成员：方苞、刘大櫆、姚鼐、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桐城文言文

1. 什么是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是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人是方苞，继承发展者很多，但影响的主要是刘大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桐城派”。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方苞拿来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应当崇尚“雅洁”，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提出“因声求气”说，探讨了散文的艺术性。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强调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他还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不用骈句，不罗列材料，语言通畅清顺，很有特色。代表作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除方、刘、姚外，还有方氏门人、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门人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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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桐城派代表人物

桐城派源流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

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统治阶级的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

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书。

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

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

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尹，宁化雷鋐，吴江，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崟等。

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

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

其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在刘大櫆诸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

恽、张遂弃考据、骈俪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恽文廉悍，张文渊雅。

其徒有阳湖陆继辂、董估成、董祜诚，武进董士锡、张琦，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杨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物。

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

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 、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

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

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

他们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方东树在文坛上成就卓著，其有桐城戴钧衡、苏敦元、方宗诚、陈澹然等；姚莹长于经济，其有武进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陈用光有寿阳祁春浦；姚椿有平湖顾广誉和吴江沈曰富、陈寿熊等。

此外，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永福吕璜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姚鼐卒后，其梅曾亮声誉，有继主文坛之势。

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有广西临桂朱琦、龙启瑞，平南彭昱尧；江西新城陈学受、陈溥，南丰吴嘉宾；湖南新化邓显鹤，湘阴郭嵩焘，善化孙鼎臣，湘潭欧阳勋，溆浦舒焘，江苏金匮张端甫，武进杨彝珍，无锡。

3. 桐城派代表人物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因其书斋名为惜抱轩，后来学者便称他为惜抱先生。

桐城派姚姓学者还有姚莹、姚永朴、姚永概。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展和，晚年还以其书斋“十幸斋”为号，自称幸翁，清桐城人。

姚永朴，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生，其祖父即在道任上，因抵御英军入侵而获罪的姚莹。

姚永概，字叔节，号幸孙，前清同治五年（1866年）农历十二月诞生于其父江西安福县署内。

4. 简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简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考据。

他们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文章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桐城派： 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

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

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

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 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

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5. 桐城派古文理论有哪些主要内容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 方苞 刘大櫆 姚鼐 为"桐城三祖" 清代散文流派.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木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的散文流派，其持续时间之长，作家人数之多，流衍区域之广，影响熏染之深，实为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木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

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

“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

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

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木魁）、、沈庭芳等一大批，其中尤以刘大（木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

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

可见方苞对刘大（木魁）是何等看重。刘大（木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 ，一生著作颇丰 。

刘大（木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

刘大（木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

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

刘大（木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木魁）门下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称他为惜抱先生 。

姚鼐幼时十分好学 ，拜刘大（木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

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

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

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

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一书，作为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

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记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记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清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

其中脍炙人。

6. 简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简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考据。他们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文章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桐城派：

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

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

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谁知道桐城派的主张与发展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影响的一个流派，对于散文长做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鲜明的主张。其创始人是方苞，刘大櫆和姚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三人并称为“桐城三祖”。

方苞以文章道德名于当世，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由此发出，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师事方苞，应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因声求气”说。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他发展了刘的“神气”说，认为：“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 方苞 刘大櫆 姚鼐 为"桐城三祖" 清代散文流派.

摘 要：曾国藩对桐城派以援手，使其得以中兴，受曾国藩的威名的影响，形成了“湘乡派”。由于“湘乡派”对桐城古文的改进，导致文风与早期桐城派风格有所不同，后世产生了湘乡派是否为桐城一派的争论，本文认为湘乡派是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新的，并非自创一派。

：湘乡派；桐城派；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12-01

随着姚鼐及其的相继，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无人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对桐城派以援手，终使桐城派避免了树倒猢狲散的危局，并取得了中兴。曾国藩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幕客，后世也称为“湘乡派”，那么桐城派是否等于“湘乡派”，湘乡派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还是篡改了桐城派？

最早提出曾国藩自创门派的是吴敏树。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提出：“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指曾国藩）之心，殊未必然”。言外之意是说，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论述桐城文派与世变相因的关系，并非出自曾国藩的真心实意，不过是一番表面文章，它只是曾国藩想借桐城派之名而别有所图的一种权术罢了。而胡适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之文学》中，把“桐城=湘乡派”合二为一，相提并论。现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湘乡派和桐城派是一脉相承的。

一、曾国藩承认自己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并没有自创门派

他言“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固然主要是出于上的需要，但并不能说纯是弥天大谎。曾国藩早年确实有过尊崇方姚的时期，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他所景仰的三十二人之一。曾氏文集中，从精处、粗处、阳刚阴柔论文，作文讲求器识，强调情理，主张学文宜从摹仿入手，讲求讽诵之共，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桐城古文理论的影响。

二、湘乡派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的主要框架方面存在明显的延续

（一）他继承了姚氏对学术的三分法，即义理、辞章与考据。姚氏曾自命为能融合三者而一的文士。曾国藩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在姚鼐之上增加了“经济”之说。姚鼐生当乾嘉之世，这是清朝封建统治秩序还比较稳定的时期，因此他还没有感到有突出封建的经济之学的必要，所以只以“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论学论文。曾国藩把历来封建理学家包含在义理之学之内的经济之学，出来，突出起来。至于相同的地方，不但曾国藩提出的“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有其三是直接承继了姚鼐之言，而且还在于他们在论学论文因时识变的态度方面，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姚鼐所处的乾嘉之世，是考据之学极盛的时代，姚鼎因时识变，把考证加进来，使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曾国藩是看到了而且是深为赏识的。于是他取法姚鼎这个态度，也像姚鼐一样，从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因时识变地在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中，增加了“经济”。

（二）曾国藩评论文章，继承了姚鼐阴阳刚柔的理论原则。姚鼎倡以阳刚阴柔之说论文，他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己。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曾国藩论文也有本于此。他在《日记》中明白地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曾国藩论文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从理论上说，虽然对姚卿的阴阳刚柔说有所阐述和发挥，但是不出姚鼎所论的大范围。

三、曾国藩的湘乡派为文的目的和桐城派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桐城派从创立之初就沦为宣传程朱理学之道，维护封建统治的爪牙。方苞只不过是一个文士，并不是什么理学家，但由于尊奉程朱理学，标出“学行程朱，文章韩欧”的 口号 ，自己俨然以程朱派的卫道者自居，对反对程朱的思想严厉抨击。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为文的目的和桐城派是一致的。曾国藩的古文，大都是以封建主义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为内容的，大都是关系到清朝统治阶级生存亡的重大题材。正如黎庶昌所说：“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话，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并功德言于一途”。

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曾国藩生当封建乱世，时代的潮流又把他推到了封建统治性命攸系的权臣的地位。曾国藩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地为封建统治服务，自然就需要而且可能写出那种并功德言为一途的雄奇万变的文章来。

总之，湘乡派与桐城派在体系与内在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是作为桐城派的同中有变、和而不同的又一发展阶段。而关于曾国藩的散文研究，他与桐城派的渊源是无法超越的关键要解读中兴时期的发展或者新变，就离不开它与桐城派之间的渊源。

参考文献：

[1]周中明.桐城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2]郃红红.曾国藩与桐城中兴[D].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摘自网络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庭芳等一大批，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 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魁门下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称他为惜抱先生。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时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对于这个在文学史上发后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又字梦谷，以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论者以为其辞迈于方，理深于刘，实为桐城派集大成者。

姚鼐对桐城派形成与发展以及古文创作，

，他自觉揭橥桐城派旗帜，播衍桐城文派精神，书院讲学四十年，培养出大批古文人才，为桐城派之传衍提供了保障。

第二，他建构起较为完备的桐城派古文理论体系。在戴、方、刘的文论基础上，提出“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据、文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阳刚、阴柔”理论。

第三，以创作成就实现了“理文兼至”、“醇肆相济”之文学追求，《清史稿·文苑传》言其“为文简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为古文创作树立了不朽之。

姚鼐一生著述颇丰，后世所知者，唯《登泰山记》耳。窃意一般读者，尚应读其《游媚笔泉记》、《游双溪记》、《复鲁絜非书》、《<海愚诗钞>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古文辞类篹>序目》等。

其《古文辞类篹》与萧统《昭明文选》、吴楚材吴调候《古文观止》，并称为我国古典文学三大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