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派对文学的影响(元白诗派对后世的影响)

话说元白诗派和他们的诗歌类型

元白诗派，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元白诗派对文学的影响(元白诗派对后世的影响)

元白诗派对文学的影响(元白诗派对后世的影响)

其他网站上也有对元白诗派的注解：元白诗派是指以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诗派。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并通过诗歌酬唱促进了格律技巧的纯熟。

简单理解，诗歌流派指的是以中唐诗人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派别，两人同年及第，授相同官职。他们诗歌内容，常以新乐府为题，诗歌尚时、尚俗、平实。

小的时候听说过白居易的坊间传闻：说的是白居易写诗，为了能够让大多数人都能读懂并理解，他每次创作完一首新诗，总是找年老的妇人，读给她们听。如果老妇人听不懂，他就回去修改，直到她们能够理解为止。所以白居易的诗能够流传最多最广、妇孺皆知，源于白居易的平民精神，和他对诗歌的定位。

元白诗派不只是白居易和元稹，还有张籍、王建和李绅。

从内容上来说，元白诗派的类型算是比较丰富的，有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等等。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

① 讽喻诗：自己最为看重，体现其诗歌理论及兼济之志，代表作《秦中吟》其十《买花》

② 感伤诗：成就，代表《长恨歌》、《琵琶行》

③ 闲适诗：以谪贬江州为界，白居易的处世态度前后判若两人，诗风 浅近平淡 ，表达知足常乐，情致温厚柔和，代表作《问刘十九》

④ 杂律诗：一些写山水风光和友情的作品，代表《暮江吟》

白居易这首《花非花雾非雾》是他浅白诗风里的另类，比较晦涩难懂，不知所云。不过这并不能破坏白居易诗歌的浅近平淡的诗风。

元稹，字微之，洛阳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元稹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元稹的诗歌类型比白居易更丰富一些，主要有

新乐府诗：大胆地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

讽喻诗：谈问题，讽刺时政，如《织妇词》《田家词》《上阳白发人》

叙事长诗：《连昌宫词》，被评为“融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

艳情诗和悼亡诗：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如《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

酬唱诗：和白居易一起，如《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元稹的这首绝句言情而不庸俗，瑰丽而不浮艳，悲壮而不低沉，创造了唐人悼亡绝句中的绝胜境界。“曾经沧海”二句尤其为人称诵。与宋代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两茫茫》同为悼亡诗的绝唱。

元和体，元稹和白居易在元和年间所写的“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以及杯酒光景间感叹自身遭遇的“小碎篇章”，加上两人的艳体诗，通称为“元和体”。元合体的艺术特点是语言浅白，格调轻快，突破了诗的传统，体现出世俗化特征。

元白诗派中还有两位诗人值得一提，就是张籍和王建。张籍和王建是中唐时较早从事 乐府诗 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张籍诗歌内容：

① 乐府诗：题材广泛，多为“俗人俗事”，以的缩影，如《野老歌》《牧童词》

② 近体诗：虽多为抒怀和酬赠之作，也带有写实倾向，且不乏新颖之作，如《秋思》

王建诗歌内容：

① 乐府诗：成就，题材广泛，爱憎强烈，如《田家行》；

② 以俗语、民歌入诗的倾向，一些小诗写得通俗流利而脍炙人口，如《新嫁娘词》三首；

③ 用七绝诗体，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

元白诗派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退避、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影响深远。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崛起的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派。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诗歌理论及创作方面，他同孟郊、李贺等一群仕途阻塞、时命舛蹇的寒士一道，大胆地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一改盛唐以丰腴肥润为美的审美时尚，努力追求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以“不平则鸣”为创作理论，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诗歌主张。在创作中，这派成员除对杜甫、李白的自觉接受与推崇外，还主动从禅宗及思想与艺术中吸收合理成分，把“心”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作，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心灵的历程，尤其是李贺，他的有些诗，干脆就写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曲折地宣泄他内心的幽微。他常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自己虚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诗想像离奇怪诞，往往使人感到虚实不定，跳跃怪奇，不可确解。韩孟诗派的成员在语言方面也有大的变革，他们力求“陈言之务去”。

从“不平则鸣”到裁物象、觑天巧、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的路子上，韩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以宏大的胆气驾驭诗篇，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他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营造出大量他所的险怪意象；他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开一代诗风，这些无不展示出他在中唐诗坛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清人叶燮《原诗》说得好：“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事实上，韩愈的“崛起”及其对唐诗的“大变”，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尤其是宋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破坏传统的同时也必须建立新的规范，这种规范，韩愈在诗中并非没有建立，但相比起他的散文来还有欠完备。如用词造句刻意求新致使语意晦涩，对诗材的不加简择导致意象过于丑陋怪诞，大量使用散文化句式和哲理性议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节奏美、形象美。如此种种，既对后世的诗歌创作造成不良影响，也曾引起后人的议论的指责。对于一位诗坛的改革者和新诗风的开创者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元白诗派”是指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胡马和羌兵的践踏，使得唐代和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民不聊生，边患四起，战祸频仍。乱世的文人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来反映，汇导人情。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崛起的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派。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诗歌理论及创作方面，他同孟郊、李贺等一群仕途阻塞、时命舛蹇的寒士一道，大胆地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一改盛唐以丰腴肥润为美的审美时尚，努力追求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以“不平则鸣”为创作理论，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诗歌主张。在创作中，这派成员除对杜甫、李白的自觉接受与推崇外，还主动从禅宗及思想与艺术中吸收合理成分，把“心”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作，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心灵的历程，尤其是李贺，他的有些诗，干脆就写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曲折地宣泄他内心的幽微。他常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自己虚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诗想像离奇怪诞，往往使人感到虚实不定，跳跃怪奇，不可确解。韩孟诗派的成员在语言方面也有大的变革，他们力求“陈言之务去”。

从“不平则鸣”到裁物象、觑天巧、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的路子上，韩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以宏大的胆气驾驭诗篇，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他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营造出大量他所的险怪意象；他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开一代诗风，这些无不展示出他在中唐诗坛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清人叶燮《原诗》说得好：“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事实上，韩愈的“崛起”及其对唐诗的“大变”，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尤其是宋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破坏传统的同时也必须建立新的规范，这种规范，韩愈在诗中并非没有建立，但相比起他的散文来还有欠完备。如用词造句刻意求新致使语意晦涩，对诗材的不加简择导致意象过于丑陋怪诞，大量使用散文化句式和哲理性议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节奏美、形象美。如此种种，既对后世的诗歌创作造成不良影响，也曾引起后人的议论的指责。对于一位诗坛的改革者和新诗风的开创者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元白诗派”是指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胡马和羌兵的践踏，使得唐代和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民不聊生，边患四起，战祸频仍。乱世的文人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来反映，汇导人情。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

古典诗歌在经历了盛唐的辉煌以后，如何跨越这一高峰继续发展下去，如何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是中唐诗人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由盛唐向中唐过渡的大历诗人选取了向六朝文风回归这样一条路，将诗歌的审美思想引向秀媚。这样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未有突破性的进展。稍后的韩孟等人一反传统，尚怪奇，重主观，将诗风引向了以丑为美，以奇峭奥折为艺术特征一途，并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从文学的传承关系上看，韩孟诗派的尚怪奇与重主观，显然受到了李白的影响，是李白诗歌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意境与夸张笔法的延续。我们说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坛上两座并立的丰碑，李白的诗风影响了韩孟诗派，那么写实主义诗人杜甫，其诗风对中唐诗人有什么影响呢？其影响的表现就是元白诗派的产生。

元白等人的新乐府诗创作，是承杜甫的新题乐府而来。他们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新体乐府诗，在诗里谈问题、问题，讽刺执政，代民伸冤。

杜甫诗歌风格里的写实精神影响了元白诗派，使他们更注重于民间疾苦，关注生活

杜甫诗歌风格里的写实精神影响了元白诗派，使他们更注重于民间疾苦，关注生活

中唐时期，与韩孟诗派同时活跃诗坛的，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白诗派继承杜甫及中唐前期元结、顾况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重通俗、平易、写实，旨在发挥诗歌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功能，形成务实通俗的美学特征。

(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下邽(gui)，晚年闲居洛阳，与香山寺僧人结社，自号“香山居士”，官太子少傅。

白居易生于小官僚家庭，其父、祖辈皆明经出身，只做过县令、郡佐等小官。白居易少年时，为避乱而颠沛流离，因此可以接触到底层，了解底层民众的苦难，他的诗歌作品一开始就走上了关注现实的道路。

贞元16(800)年，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至五年，分别为盩厔尉、翰林学士、左拾遗。他感激宪宗的提拔，以高度的热情直言谏事，招致和权贵的不悦。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刺现实的诗篇，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元和五年，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至九年冬，他丁母忧居下邽(gui)渭村，过着隐居生活。这一时期，佛道思想在他心里占据，产生了退隐情绪，同时，与农民往来，也使他对农村生活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创作有《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等诗。

元和十年，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六月，因“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江州之贬，是白居易生平的重要，可谓分界线。之前，是志在济世安民；之后，则是独善其身。这一年，他写下《与元九书》，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白居易有《白氏长庆集》，存诗2800多首，他的诗歌主张与传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在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他的主要内容是：

1、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认为诗歌必须为服务，为君、为臣、为民、为事。

2、阐发诗歌特性。不论贤愚神，声闻则应，情交则感。情感、语言、语气音调、深意共有，内容和形式协调兼备。

3、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注重诗歌的通俗平易，晓畅明白。

但由于白居易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用，极大地限制了诗歌的艺术多变性，对当时及后世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宪宗元和(806～820)年间，以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为标志，诗坛掀起新乐府诗的创作热潮。新乐府继承乐府传统，以通俗平易的形式，表达着诗人们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

白居易讽喻诗今存170多首，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具有严格的形式和明确的教化目的，先以“序”表明创作意图，“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上阳就是上阳宫，玄宗天宝五年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不复受宠，六宫美色，皆置别所，上阳宫即别所之一，在洛阳皇城。无数被选进宫的美丽女子幽禁于此，美好年华白白流逝，本作品就是揭露与批判罪恶的后宫制度和对女性造成的苦难的。

诗写一位十六岁妙龄女子入宫，因为美丽受到杨贵妃嫉妒，连君王一面都没见就被潜配上阳宫，从此在孤寂中度过一生。残灯孤影，月圆月缺，早已过时的装扮，印证了她从红颜到白发的凄苦岁月，对统治者的批判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观刈麦》《村居苦寒》《采地黄者》等作品，也都是篇章；但也有个别作品庸常乏味，不算成功之作。

“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相对讽喻诗，白居易对闲适诗同样重视，两者分别代表兼济天下的胸怀和独善其身的心理，两种作品基本相伴而生。

优雅闲适的生活是古代文人的理想愿景，代表着古代文人人生理想的另一面。其淡泊悠闲的情调，为后世文人所欣赏，同时其表现出的超脱情怀，也容易引起失意文人的共鸣，成为心灵抚慰剂。

但也有一些作品热衷于描写生活琐事，津津乐道于衣食俸禄，虽能展示诗人的闲适生活，却不免庸俗单调。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的抒情长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展现出诗人高超的创作才能。

《长恨歌》：

元和元年(806)冬，白居易任盩厔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游仙游寺，语及玄宗与杨之事，颇多感慨。白居易作《长恨歌》诗，陈鸿作《长恨歌传》，诗、传各有侧重，并行于世。

《长恨歌》被白居易归入感伤诗范畴，共六十韵。前半多揭露和批判，后半又歌颂和同情，呈现出情感的矛盾状态。

《长恨歌》语言精炼，写贵妃美丽，用“天生丽质”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便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来；写荒政误国，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便生动展现。同时，诗人以景喻情，使情景交融，将其中内涵描绘得淋漓尽致。

《长恨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代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代洪升的《长生殿》，都取材于此。

《琵琶行》：

与《长恨歌》齐名的长篇抒情诗，作于元和十一(816)年被贬江州期间，诗以“枫叶荻花秋瑟瑟”和“茫茫江浸月”来渲染琵琶女出场，定下悲凉寂寥的基调；用“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描写羞涩难言的心事和不愿见人的情态，并对应后文“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用“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描摹音乐的美妙动听，成为唐诗中描写音乐的经典名篇；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将琵琶女与诗人的情感共鸣合一，突出浓郁的抒情性。

白居易的作品，大多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他本人在唐诗史上也有极高的地位。

(779～831)，字微之，洛阳人，排行九，世称元九。793年明经及第，803年与白居易一起应试，名列。

元稹性格鲜明，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都很强，因得罪权贵，多次遭贬。819年冬，宪宗召元稹还京，822年升任宰相。因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冲突，四个月后被罢免为同州刺史，827年初，任武昌军节度使，后病逝于任所，终年53岁。

元稹是白居易好友，也是新乐府的倡导者之一。元稹认为诗歌应该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属事而作”。为此，他非常推崇杜甫“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诗；同时也重视《诗经》《离骚》以来，诗歌传统的继承。

元稹最早将李白杜甫并称“李杜”，并对杜甫做出高度评价，开后世扬杜抑李的先河。

元稹的《元氏长庆集》现存乐府诗四卷，作品五十多题，其中描写下层民众生活的篇章为世所重，如：

元稹的乐府诗明白晓畅、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但也有少数作品议论过多，主题散乱。

如果说，元稹有什么在古代文学史独树一帜的，那一定要数爱情诗了。他的爱情诗分两类，就是“艳诗”和“悼亡诗”。

他的艳诗以女性为描写对象，多写青年时期的浪漫爱情和对恋人的美好回忆，如：

元稹的悼亡诗成就尤高。自西晋潘岳以诗悼亡，开古代悼亡诗先河，元稹的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性都更胜一筹。

元稹和妻子韦丛感情真挚，诗中充满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如：

元稹的《连昌宫词》也是唐代叙事诗的之一，与《长恨歌》齐名。诗中通过连昌宫边老翁的见闻和经历，叙述了唐王朝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巨变，借老翁之口，表达了期盼和平的善良愿望，结构上有学习杜甫《兵车行》和《石壕吏》的痕迹，内容波澜起伏，形象鲜明，引人入胜。

(772～846)，字公垂，生于仕宦家庭，元和元年(806)进士及第，与元白为诗文之交，因身材短小，被戏称“短李”。

元和四年，李绅作《新题乐府二十首》，白居易元稹即受其启发，开始了新题乐府诗风大规模创作，但李绅的作品已亡佚，并未流传下来。

李绅的《悯农》二首是千古名篇，流传广泛。

(766～830？)字文昌，贞元十五年(799)进士及第，现存诗470多首，其中乐府诗70多首。

张籍的乐府诗多取自现实而挖掘深刻，能反映的本质问题。

(766～831？)，字仲初，出身寒微，初次为官时已年逾四十，存诗五百余首。

王建与张籍同岁，即是邻居，又是同窗，两人均从事乐府诗创作，时号“张王”。

除了乐府诗，王建以“宫词”称名，被称为“宫词之祖”，其大型宫词组诗由百篇七绝组成，几乎涉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