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英雄事迹 柳宗元英雄事迹50字

柳宗元:三诫,

关于柳宗元《三戒》寓意的分析评价

柳宗元英雄事迹 柳宗元英雄事迹50字

柳宗元英雄事迹 柳宗元英雄事迹50字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对其寓言作品《三戒》予以分析评价：麋的行为不曾“干非其类”，它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驴乃是志在田野的力畜，俨然就是柳宗元的化身，“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黔驴之悲不亚于千里马；“鼠”乃怙恶不悛的污吏的形象。总之，麋之可怜，驴之可悲，鼠之可憎！就其思想内容、警世明理而言《永某氏之鼠》位居三则寓言之首，而《黔之驴》、《临江之麋》因设喻不妥，稍逊一筹。

柳宗元 《三戒》 寓意

柳宗元的《三戒》是其寓言的代表作，题目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寓有警戒之意。戒：既劝戒自己，也劝戒别人；由此，我们应对其寓意予以分析、评价，之后，我们方能听其告诫，以防步人后尘。在《三戒》之中，尤以《黔之驴》广为后世所知，而对其余两篇知之甚少，对《黔之驴》的理解认识也无非就是“黔驴之技”、“黔驴技穷”。其实，作者的真实寓意往往不在其字面，而是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哲理蕴涵其中，正所谓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评柳氏寓言之语：“手写本事，神注言外”。结合柳宗元的生平，读其《三戒》，我们便能品味出：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将文章与现实结合起来。他虽“精敏绝伦”（《新唐书》卷一六八）却不为世用，他的抑郁愤懑是非常强烈的。被贬后，他处在罪谤交加之中，无由自解，身处逆境，所以设喻引譬，为文隐晦；而强烈的感情难以自已，所以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他的寓言是对人生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刻思考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哲理。

在《三戒》文首有一小序说明作者的写作意图，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常安认为：“麋不知彼，驴不知己，窃时肆暴，斯为鼠辈也”（《古文披金》卷 十四）。

然而，在通读《临江之麋》后，我们很难把麋看成是“干非其类”的动物，而是“以为犬良我友”的天真、幼稚、思想单纯的形象。它幼小之时便被“临江之人”收养，且与家犬为友日久，稍大，“忘己之麋”乃情理之中，未经教化之麋如何知晓敌友？故而是缺少善恶意识、不辩敌友、是非不分的糊涂虫。同时，它是一个十分奴性的形象，唯主人是从。它与犬相处，完全是一种友善的表现，我们看不到它“干”（干,犯也。——《说文》）的行为，而是一个被主人愚弄的化身。我们很难将麋与“依势以干非其类”相联系，如果说其“不知推己之本”是再恰当不过了。“不悟”，可见其主题。也就是说，它的行为是由于主人的袒护造成的，以至于使自己的防患意识淡漠了，不知道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正如林纾所言：“麋之恃宠，稚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总之，麋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无知的，它的，让我们感到它是可怜的。

在《黔之驴》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头很好的力畜，以为“无可用”搁置在山下，使这头立志于田间耕作的驴有才不能施展，使驴子成为“废物”，真乃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好事者”其用“驴”之道可见一斑。我想，在此，黔驴的悲哀不亚于“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于槽枥之间”（《杂说》韩愈）的千里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们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没有人赏识千里才能，是别人的无知，“好事者”认为驴子无用是“好事者”的无知。驴子初次见到虎时，想必它也一样不了解对手：它过去的环境或许是一片祥和的田园生活环境，没有争斗和角逐，这个善良的毛驴无从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不事农活的食肉野兽。毛驴一鸣，亦如千里马“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韩愈），或许也像柳宗元一样，因“以生人为己任”，而锐意改革弊政吧？我们知道：毛驴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劳的；其志不是动物之间尔虞我诈的角逐，其志在于田野，在农耕，在运输。如果我们说:“黔驴技穷”，也只不过是黔驴的斗技穷已。而柳宗元笔下的虎多代表君权、宦官势力、黑暗的制度等，如《捕蛇者说》。柳宗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情景与黔驴无异。文尾：“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这句话与“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如出一辙。宦官的势力是强大的，出技以怒“宦”使他触罪被贬乃至终身不赦；也许，这恰恰表现了他在斗争失败之后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沮丧、懊悔、乃至绝望。《愚溪对》有：智者“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这些深曲的反语潜藏着牢骚与讥讽，是对那个是非不分、贤愚颠倒的世道的谴责；谁又能说《黔之驴》没有反意哪？

“悲夫！” 黔驴。它的悲惨是因为它还不曾学会“格斗”，而如果驴子学会格斗就不称其为驴了；黔驴是可悲的，因为它不能归田。如果“好事者”将“驴”归田，那么驴一定是农夫的得力助手；至于可悲，则为“好事者”的无知且无聊。“黔驴”：前有古人——屈原，后有来者——岳飞，他们志在报国，而君主以为“无可用”将他们“置于山下”；屈原尚有《离骚》一鸣；而岳飞不曾“出技”，便以“莫须有”之罪，最终被“虎”所害。其不悲吗？

可见，驴虎相见，若无“有人力能举之”（《柳子厚墓志铭》）则驴必无疑。

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林纾认为《黔之驴》：“驴果安其驴，尚无法。惟其妄怒而蹄之，去始近……故君子身居乱世，终以不出其技为佳”（《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在此我不能苟同：“向不出技”，何时出技？难道遇到弱者时再出技吗？面对强大的恶势力，坐以待毙吗？我们应推崇“行天下之大道……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初生牛犊不怕虎”毕竟是一种精神。

《永某氏之鼠》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鼠辈：

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没有哪一个人为“忌日”而豢养老鼠；但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有太多的有权有势的人，出于种种缘故，宠爱、任用一些无能无德的“鼠辈”为官，致使鼠辈的势力越来越大，可谓“小人得志”。宦官专权，是非颠倒，正气不树，正是柳宗元等铲除弊政的目标。

永某氏完全是一个病态人格的形象，“畏日，拘忌异甚”，其错误的世界观，其齐家之道必定也是错误的。一个“禁”字，表现其权甚大；虽然他昏庸无才，但他仍然是一家之“主”，或许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人。在他权力的辖区内，“因爱鼠，不畜猫犬”，他良莠不分，敌友不辩，远君子，亲小人，足见主人的昏庸。所以他的用人之道必定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在永某氏看来，鼠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他为老鼠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于是它们有了地位，有了特权。老鼠得此机缘便肆意暴行，惟利是图，巧取豪夺，恰似一群污吏的行为, 真是祸国殃民。“昼累累与人兼行”，白天他们前呼后拥，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甚至夜间还要“窃啮斗暴”骚扰，而永某氏“不厌” ，故“僮”无权击鼠。现实也是如此，是无权责打的。想来鼠洞内已经积聚了大量的财物，其财物无一不是“民脂民膏”，但由于主人的庇护，他们便“饱食而无祸”，用一丘之貉来形容永某氏及老鼠是比较相宜的。

历史已经过去一千余年了，但现在我们仍可以看见“永某氏之鼠”。上的种种现象，都浓缩在作者的笔端。作者寥寥几笔，便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千古不变的形象，其形可见，其声可闻。

通读全文我们看到，一个迂腐、蛮横、糊涂无知的典型的心理人物，由于掌握了一家的权利，便构成了特定的典型环境，人鼠共生，乌烟瘴气。永某氏病态心理是老鼠为患的前提，可以说老鼠的存在有其偶然性，同时也有其必然性。归根结底，是永某氏用人的。令人鼓舞的是明智的“后人来居”猫，购僮，杀鼠。

在《永某氏之鼠》中，作者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结尾略点一笔，着墨不多，但揭示人生哲理：物极则必反、福祸相依。示意人们不要逞一时之威，窃时以肆暴。总之，《永某氏之鼠》象一把锋利的，直刺上的现象，精警深刻，对现在的一些现象也仍然具有讽刺意味。

寓言的精髓是其寓意，而寓意应具有教化意义，读后使人的灵魂受到震慑，如梦方醒，引以为戒，其主旨应是积极向上的。

《黔之驴》虽广为流传，但读后，总会使人产生压抑感，或许是用驴作比喻有些欠佳吧，不知道农夫读罢有何感想？取喻动物应恰如其分，使人读其事即明其理。如将永某氏之“鼠”换成象征和平的鸽子，势必产生歧义，可见设喻的重要性。而作者对于“鼠”的形容，形神兼备的形象，恰如其分，让人不由得产生憎恶之情。麋、驴都是一些与人为善的动物，很难让人产生恶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完全领会其真正寓意的障碍。而鼠让人一见便嗤之以鼻，令人厌恶，同时“鼠辈”本身的就有不光彩的寓意；这里，我们不禁想起《硕鼠》，“硕鼠”已成为代号。所以永某氏的“鼠”设喻可谓贴切。总之，读完三则寓言，我们看到：麋是可怜的，驴是可悲的，而鼠是可恶的。

三则故事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生动刻画了六种动物各具特异的形态，仿佛使人身临其境。

文章通过夸张的运用，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人格化的描写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完全是人格化的心理活动；又如：“虎因喜，计之曰：‘计止此耳’”，仿佛老虎在那里自言自语一般；“由是鼠相告（永某氏勿击鼠）”，好象老鼠明白了人类的语言。

总之，柳宗元的这三则寓言，以叙述故事为主，在结尾出有一句议论，以发挥其寓意，如《临江之麋》的“麋至不悟”，领悟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引出其寓意：“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语言简洁犀利，“然时啖其舌”，一个“啖”字把犬的形象写活，既表现出犬的贪婪，又表现出犬的无奈。“蔽林间窥之”的“窥”便表现出虎的怯弱，同时也表现出虎的谨慎。“禁僮勿击鼠”一个“禁”字表现出主人的权力。“昼累累与人兼行”，短短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鼠头鼠脑、上窜下跳的过街老鼠们在人群中游哉乐哉。们若读到此处，想必该是自惭形秽的吧？

无疑，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内容和形式，而内容在二者之中占有主要地位，对作为中心思想的内容的评价应该是随着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存在决定意识。《黔之驴》警戒我们不要“出技以怒强”，以免招祸。事实上出技不出技，都可能是一样的结果，而关键是应有一种精神，不能恃强凌弱。屈原和岳飞不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吗？《黔之驴》因其取喻动物不甚贴切，其主旨稍逊一筹。所以，就其思想内容和警世明理而言，我比较尊崇《永某氏之鼠》这篇文章的警戒，它寓意深刻，具有针砭时弊的尖锐性，揭示福祸相依，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警戒世人不要肆机恣意干坏事，以免招致灾祸；《永某氏之鼠》不失为我们修身崇德之警钟。

李贺和柳宗元的

唐代诗人李贺（790～816）注音:lǐ hè

唐代诗人。字长吉。祖籍陇西，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昌谷，后世称李昌谷。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但家已没落。青少年时，才华出众，名动京师。父名晋肃，因避父讳（晋、进同音），终不得登第。一生愁苦抑郁，体弱多病，只做过3年奉礼郎，因病27岁卒，后人称其为诗。通眉，长指爪。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汉族。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李贺（约公元7年-约817年），字长吉，汉族，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有“诗”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诗人。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名篇。著有《昌谷集》 。

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

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所以后人常称他为“才”，“诗”，创作的诗文为“仙之辞”。有“‘太白仙才，长吉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贺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元和八年（813年）因病辞去奉礼郎回昌谷，27岁英年早逝。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人（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柳宗元一生的转折点是什么？

中年时期是柳宗元一生的转折点，但是柳宗元出生名门，他的一生注定是与平凡人截然不同的。

柳宗元被贬至永州做司马，他的名篇大多创作于永州期间。

永贞革新，因为这个事情他远离了中心，选择了寄情山水。

历史上的古仁人很多,请你举一个历史人物并简述事迹

柳宗元,如他在捕蛇者说中有一句：“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以及他在文中引用的孔子的话“苛政猛于虎也.”同时表现出孔子是位仁人。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

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

扩展资料：

主要文学作品：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为六类。

1、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天说》为哲学表作。

《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

但也受影响，尤是失意时，往往向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2、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的丑恶现象。

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通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3、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4、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之作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这些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

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5、诗词骚赋：独具特色（代表作《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

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

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

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

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

参考资料：

古代春秋时期，晋文公逃亡楚国，楚王说，将来如何报答自己。晋文公说将来晋楚交战，退避三舍以谢收留之恩。后来晋文公在交战时真的就退避三舍。这就是仁人之人之举

就说刘邦吧。公元前209年10月，刘邦揭竿而起，加入秦末农民的大军。

公元前207年12月，刘邦先项羽一步入关灭秦。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为汉王，并发生鸿门宴的故事。

公元前202年，刘邦灭掉项羽，又先后征服其他军，建立汉朝。

公元前201年—前195年，刘邦经6年灭掉异姓王。

公元前196年，吕后韩信。

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终年62岁，后葬于陕西长陵。

柳宗元的生平事迹有哪些

读过柳宗元的诗的你是否了解柳宗元的生平事迹呢，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关于柳宗元的生平事迹，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柳宗元的生平事迹有哪些

开始

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而。其父柳镇，在高宗时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授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二十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三十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为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属“荒疠”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迁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过，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

他在《瓶赋》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他在《牛赋》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惩咎赋》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赋》和《惩咎赋》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归根反初，无虑无思。”“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真。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驰张兮，出入纶经。”

转折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励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励，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宋代大文学家、大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到：“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耘锄，本其静矣。(《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遗;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形游无际雄，夫子稽首师顺风。”;他在“无姓和尚”的碑铭中说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阴”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被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礼”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托，并非黄帝之书。精于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

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误作法有清楚的叙述：“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阴》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笙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

北宋时有位“儒释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作的碑铭(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得焉。”原来对于，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三十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学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

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咏·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巽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贞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难言说，悟悦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内观，修净土的人喜欢大声颂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澹然难言说”的“悟悦”心态，确实有趣。

他似乎没有留下谈论自己修炼层次和感受的专题诗文，但从他的《巽公院五咏》这几首题咏诗中，我们仍然可以管窥到一些修炼层次的体现：“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净土堂》)结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诗中所谈现象，这里的“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应为天目初开时的表现，能看到图像了，但还不能自由选择观看的对象;“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曲讲堂》)此处“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静不扰、耳无所闻，已达“忘言”而“思维”还勉强能感觉得到的高境界;“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禅堂》)此处“团团抱虚白”即“虚室生白”，而“忘机”与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证。“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则是外尘不染、心静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炼法门中已经是相当高的层次才能体验到的了。

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即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