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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央地协同”格局加速形成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每5举行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金融界规格的会议，自1997年开始隔5年举行一次，每次都推动国内金融领域重要改革。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召开。

2017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17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通稿）2017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17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通稿）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四项原则：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

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加强对外开放、实施稳健的货政策、加强金融监管。

地方金融监管再强化。近日，上海、广东、陕西、四川、内蒙古、江苏、江西等地相继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这一机制还将陆续在其他省份落地，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各项细化措施，一系列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协调机制的建立，将增强和地方金融监管一致性，助推金融防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等工作更好地落实。在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央地政策合力，全力打赢防控阻击战。随着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性增强，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多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更多地方金融监管立加快推进。

地方协调机制密集落地

3月12日，上海、江西、陕西、四川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此前，这一机制已在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陆续建立。据悉，其他省份的协调机制也在规划建设中。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协调机制定位于指导和协调，主要通过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及金融委有关部署。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暴发后，需要各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意义更为重大。

据央行成都分行委、行长严宝玉介绍，四川协调机制将着力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方案，全力支持防控和复工复产。上海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重点促进落实部门关于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的相关通知，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保障。

金融委办公室今年年初发文称，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央地监管协调性，一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解决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不足。但我国尚未建立纵向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与地方在实践中易出现两相割裂的监管空间，并可能导致监管政策落实难、服务地方协同难等问题。随着协调机制落地，这一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

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建立，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客观需要，将进一步压实地方风险处置，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

“近年来，出于有效应对地方金融快速扩张和金融风险渐进暴露局面的考虑，我国逐渐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及风险处置交由地方承担。”董希淼表示，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地方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事权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2018年开始，部分地方将金融办（局）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模式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密集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压实地方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银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表示，将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尹振涛指出，目前来看，地方金融监管的短板突出表现在监管能力较弱和监管经验不足。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能较为复杂，所监管的机构体量较小且较为分散，也给地方防风险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协调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分工，帮助地方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随着协调机制落地，地方层面下一步将着力提升协调监管能力，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上海提出，协调机制将重点构建市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对上海地区金融风险及处置情况的监测、跟踪和摸排。江苏提出，将集中力量处置个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央地双层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山东、河北、四川、天津等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上海等更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也在酝酿中。业内指出，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推进，对于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专家指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全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设计，未来还需逐步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细化工作措施，才能发挥协调机制的更大价值。

董希淼表示，不少地方已有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与省级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如何互相支持配合，未来是一个挑战。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可能导致协调机制不“协调”。建议尽快统一到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来，以真正实现央地协调、部门协作“1+1>2”的效应。

尹振涛指出，金融委属于一个顶层的金融稳定机制，这种机制如何贯彻到地方，还需要继续明确相关日常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制度化表现在要有固定的部门、人员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问责机制和考核机制等。

央行表示，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陕西提出，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正式运行，为各监管单位加强协调、凝聚合力搭建了平台，在出台工作规则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建立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络员制度等工作制度。上海也表示，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相关配套制度。

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啥不开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每5举行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金融界规格的会议，自1997年开始隔5年举行一次，每次都推动国内金融领域重要改革。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召开。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四项原则：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

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加强对外开放、实施稳健的货政策、加强金融监管。

地方金融监管再强化。近日，上海、广东、陕西、四川、内蒙古、江苏、江西等地相继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这一机制还将陆续在其他省份落地，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各项细化措施，一系列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协调机制的建立，将增强和地方金融监管一致性，助推金融防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等工作更好地落实。在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央地政策合力，全力打赢防控阻击战。随着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性增强，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多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更多地方金融监管立加快推进。

地方协调机制密集落地

3月12日，上海、江西、陕西、四川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此前，这一机制已在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陆续建立。据悉，其他省份的协调机制也在规划建设中。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协调机制定位于指导和协调，主要通过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及金融委有关部署。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暴发后，需要各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意义更为重大。

据央行成都分行委、行长严宝玉介绍，四川协调机制将着力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方案，全力支持防控和复工复产。上海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重点促进落实部门关于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的相关通知，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保障。

金融委办公室今年年初发文称，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央地监管协调性，一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解决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不足。但我国尚未建立纵向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与地方在实践中易出现两相割裂的监管空间，并可能导致监管政策落实难、服务地方协同难等问题。随着协调机制落地，这一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

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建立，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客观需要，将进一步压实地方风险处置，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

“近年来，出于有效应对地方金融快速扩张和金融风险渐进暴露局面的考虑，我国逐渐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及风险处置交由地方承担。”董希淼表示，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地方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事权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2018年开始，部分地方将金融办（局）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模式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密集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压实地方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银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表示，将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尹振涛指出，目前来看，地方金融监管的短板突出表现在监管能力较弱和监管经验不足。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能较为复杂，所监管的机构体量较小且较为分散，也给地方防风险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协调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分工，帮助地方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随着协调机制落地，地方层面下一步将着力提升协调监管能力，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上海提出，协调机制将重点构建市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对上海地区金融风险及处置情况的监测、跟踪和摸排。江苏提出，将集中力量处置个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央地双层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山东、河北、四川、天津等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上海等更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也在酝酿中。业内指出，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推进，对于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专家指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全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设计，未来还需逐步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细化工作措施，才能发挥协调机制的更大价值。

董希淼表示，不少地方已有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与省级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如何互相支持配合，未来是一个挑战。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可能导致协调机制不“协调”。建议尽快统一到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来，以真正实现央地协调、部门协作“1+1>2”的效应。

尹振涛指出，金融委属于一个顶层的金融稳定机制，这种机制如何贯彻到地方，还需要继续明确相关日常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制度化表现在要有固定的部门、人员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问责机制和考核机制等。

央行表示，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陕西提出，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正式运行，为各监管单位加强协调、凝聚合力搭建了平台，在出台工作规则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建立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络员制度等工作制度。上海也表示，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相关配套制度。

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没有缺席。从2002年至2012年，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是在当年召开。所以，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该是在2017年召开，但具体时间请关注发布。

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每5举行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金融界规格的会议，自1997年开始隔5年举行一次，每次都推动国内金融领域重要改革。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召开。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四项原则：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

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加强对外开放、实施稳健的货政策、加强金融监管。

地方金融监管再强化。近日，上海、广东、陕西、四川、内蒙古、江苏、江西等地相继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这一机制还将陆续在其他省份落地，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各项细化措施，一系列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协调机制的建立，将增强和地方金融监管一致性，助推金融防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等工作更好地落实。在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央地政策合力，全力打赢防控阻击战。随着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性增强，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多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更多地方金融监管立加快推进。

地方协调机制密集落地

3月12日，上海、江西、陕西、四川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此前，这一机制已在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陆续建立。据悉，其他省份的协调机制也在规划建设中。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协调机制定位于指导和协调，主要通过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及金融委有关部署。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暴发后，需要各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意义更为重大。

据央行成都分行委、行长严宝玉介绍，四川协调机制将着力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方案，全力支持防控和复工复产。上海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重点促进落实部门关于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的相关通知，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保障。

金融委办公室今年年初发文称，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央地监管协调性，一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解决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不足。但我国尚未建立纵向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与地方在实践中易出现两相割裂的监管空间，并可能导致监管政策落实难、服务地方协同难等问题。随着协调机制落地，这一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

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建立，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客观需要，将进一步压实地方风险处置，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

“近年来，出于有效应对地方金融快速扩张和金融风险渐进暴露局面的考虑，我国逐渐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及风险处置交由地方承担。”董希淼表示，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地方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事权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2018年开始，部分地方将金融办（局）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模式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密集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压实地方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银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表示，将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尹振涛指出，目前来看，地方金融监管的短板突出表现在监管能力较弱和监管经验不足。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能较为复杂，所监管的机构体量较小且较为分散，也给地方防风险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协调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分工，帮助地方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随着协调机制落地，地方层面下一步将着力提升协调监管能力，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上海提出，协调机制将重点构建市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对上海地区金融风险及处置情况的监测、跟踪和摸排。江苏提出，将集中力量处置个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央地双层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山东、河北、四川、天津等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上海等更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也在酝酿中。业内指出，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推进，对于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专家指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全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设计，未来还需逐步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细化工作措施，才能发挥协调机制的更大价值。

董希淼表示，不少地方已有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与省级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如何互相支持配合，未来是一个挑战。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可能导致协调机制不“协调”。建议尽快统一到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来，以真正实现央地协调、部门协作“1+1>2”的效应。

尹振涛指出，金融委属于一个顶层的金融稳定机制，这种机制如何贯彻到地方，还需要继续明确相关日常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制度化表现在要有固定的部门、人员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问责机制和考核机制等。

央行表示，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陕西提出，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正式运行，为各监管单位加强协调、凝聚合力搭建了平台，在出台工作规则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建立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络员制度等工作制度。上海也表示，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相关配套制度。

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没有缺席。从2002年至2012年，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是在当年召开。所以，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该是在2017年召开，但具体时间请关注发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的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工作进展时表示，银积极推动支持“保交楼、稳民生”，指导银行在配合地方压实各方的有序安排下，积极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稳民生”。9月22日，开发银行已向辽宁省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辽宁“保交楼”项目。

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23日表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持续完善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合理满足房地产市场融资需求，稳妥处置恒大等部分头部房企风险。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得到稳妥处置。增量风险已基本控制，存量风险化解正有序推进。

银：国开行已向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银积极推动支持“保交楼、稳民生”，指导银行在配合地方压实各方的有序安排下，积极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稳民生”。配合住建部、、银行等部门及时出台措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大局。9月22日，开发银行已向辽宁省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辽宁“保交楼”项目。

银：今年以来已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办理延期还本付息金额超4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以来银行机构进一步落实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主动跟进了解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货车司机等的融资需求，对于符合条件的，及时提供延期还本付息、续贷等服务，努力做到“应延尽延”，切实缓解企业流动性困难。今年以来，已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办理延期还本付息金额超过4万亿元。

银：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平稳化解 截至8月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金额约2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平稳化解。渤海钢铁、海航、东北特钢、北大方正等一批债务金额巨大、涉及面广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得到平稳处置。截至今年8月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金额约2万亿元。

银：2017年至今年7月末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3.5万亿元 超过之前12年总和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17年至2022年7月末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3.5万亿元，超过之前12年处置额总和。

银：截至6月末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高风险的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蕴含巨大隐患的保本理财退出市场，同业理财较峰值压降99%，同业投资和非标融资大幅减少。金融界评价成功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

银：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率1.8% 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余额3.8万亿元，不良率1.80%，同比下降0.10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00.5%。

银：前8个月新增15.6万亿元 8月中长期新增1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前8个月，新增15.6万亿元，同比多增5540亿元。8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4.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6%。今年前8个月，制造业新增3.7万亿元，增量为去年同期1.8倍。8月末，用于小微企业的余额56.7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余额22.1万亿元，同比增长23.3%。保障性安居工程余额6.3万亿元中长期占比进一步提升，8月份中长期新增1万亿元，占当月新增的75%以上。

农业银行的发展史是什么？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每5举行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金融界规格的会议，自1997年开始隔5年举行一次，每次都推动国内金融领域重要改革。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召开。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四项原则：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

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加强对外开放、实施稳健的货政策、加强金融监管。

地方金融监管再强化。近日，上海、广东、陕西、四川、内蒙古、江苏、江西等地相继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这一机制还将陆续在其他省份落地，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各项细化措施，一系列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协调机制的建立，将增强和地方金融监管一致性，助推金融防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等工作更好地落实。在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央地政策合力，全力打赢防控阻击战。随着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性增强，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多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更多地方金融监管立加快推进。

地方协调机制密集落地

3月12日，上海、江西、陕西、四川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此前，这一机制已在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陆续建立。据悉，其他省份的协调机制也在规划建设中。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协调机制定位于指导和协调，主要通过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及金融委有关部署。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暴发后，需要各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意义更为重大。

据央行成都分行委、行长严宝玉介绍，四川协调机制将着力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方案，全力支持防控和复工复产。上海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重点促进落实部门关于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的相关通知，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保障。

金融委办公室今年年初发文称，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央地监管协调性，一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解决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不足。但我国尚未建立纵向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与地方在实践中易出现两相割裂的监管空间，并可能导致监管政策落实难、服务地方协同难等问题。随着协调机制落地，这一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

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建立，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客观需要，将进一步压实地方风险处置，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

“近年来，出于有效应对地方金融快速扩张和金融风险渐进暴露局面的考虑，我国逐渐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及风险处置交由地方承担。”董希淼表示，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地方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事权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2018年开始，部分地方将金融办（局）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模式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密集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压实地方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银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表示，将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尹振涛指出，目前来看，地方金融监管的短板突出表现在监管能力较弱和监管经验不足。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能较为复杂，所监管的机构体量较小且较为分散，也给地方防风险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协调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分工，帮助地方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随着协调机制落地，地方层面下一步将着力提升协调监管能力，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上海提出，协调机制将重点构建市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对上海地区金融风险及处置情况的监测、跟踪和摸排。江苏提出，将集中力量处置个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央地双层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山东、河北、四川、天津等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上海等更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也在酝酿中。业内指出，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推进，对于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专家指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全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设计，未来还需逐步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细化工作措施，才能发挥协调机制的更大价值。

董希淼表示，不少地方已有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与省级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如何互相支持配合，未来是一个挑战。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可能导致协调机制不“协调”。建议尽快统一到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来，以真正实现央地协调、部门协作“1+1>2”的效应。

尹振涛指出，金融委属于一个顶层的金融稳定机制，这种机制如何贯彻到地方，还需要继续明确相关日常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制度化表现在要有固定的部门、人员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问责机制和考核机制等。

央行表示，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陕西提出，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正式运行，为各监管单位加强协调、凝聚合力搭建了平台，在出台工作规则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建立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络员制度等工作制度。上海也表示，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相关配套制度。

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没有缺席。从2002年至2012年，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是在当年召开。所以，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该是在2017年召开，但具体时间请关注发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的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工作进展时表示，银积极推动支持“保交楼、稳民生”，指导银行在配合地方压实各方的有序安排下，积极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稳民生”。9月22日，开发银行已向辽宁省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辽宁“保交楼”项目。

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23日表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持续完善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合理满足房地产市场融资需求，稳妥处置恒大等部分头部房企风险。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得到稳妥处置。增量风险已基本控制，存量风险化解正有序推进。

银：国开行已向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银积极推动支持“保交楼、稳民生”，指导银行在配合地方压实各方的有序安排下，积极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稳民生”。配合住建部、、银行等部门及时出台措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大局。9月22日，开发银行已向辽宁省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辽宁“保交楼”项目。

银：今年以来已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办理延期还本付息金额超4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以来银行机构进一步落实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主动跟进了解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货车司机等的融资需求，对于符合条件的，及时提供延期还本付息、续贷等服务，努力做到“应延尽延”，切实缓解企业流动性困难。今年以来，已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办理延期还本付息金额超过4万亿元。

银：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平稳化解 截至8月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金额约2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平稳化解。渤海钢铁、海航、东北特钢、北大方正等一批债务金额巨大、涉及面广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得到平稳处置。截至今年8月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金额约2万亿元。

银：2017年至今年7月末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3.5万亿元 超过之前12年总和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17年至2022年7月末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3.5万亿元，超过之前12年处置额总和。

银：截至6月末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高风险的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蕴含巨大隐患的保本理财退出市场，同业理财较峰值压降99%，同业投资和非标融资大幅减少。金融界评价成功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

银：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率1.8% 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余额3.8万亿元，不良率1.80%，同比下降0.10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00.5%。

银：前8个月新增15.6万亿元 8月中长期新增1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前8个月，新增15.6万亿元，同比多增5540亿元。8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4.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6%。今年前8个月，制造业新增3.7万亿元，增量为去年同期1.8倍。8月末，用于小微企业的余额56.7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余额22.1万亿元，同比增长23.3%。保障性安居工程余额6.3万亿元中长期占比进一步提升，8月份中长期新增1万亿元，占当月新增的75%以上。

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简称ABC，农行）是大型上市银行，银行之一。最初成立于1951年(辛卯年)，是新成立的家国有商业银行，也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行设在。农业银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阶段(1951年—1952年)：

1951年8月成立农业合作银行。也就是建国后的第三年，是新关于农村金融体系的一次尝试。

主要任务：按照办理农业的财政拨款和一年以上的农业长期，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

1952年，撤销。原因是农业合作银行成立后财政拨款和长期业务基本没有展开。农业发展的落后和合作化运动，使得农村根本就没有业务的金融需求。

第二阶段(1955年—1957年)： 1955年3月，成立农业银行。

主要任务：办理财政支农拨款和农业长期与短期，对象主要限于生产合作组织和个体农民，用途限于农业生产，其他农村金融业务仍由银行办理。

1957年4月，决定将农业银行与银行合并。

第三阶段(1963年—1965年)： 1963年，再次设立农业银行，作为的直属机构。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采取加强农业的措施，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支援。

1965年11月，农业银行和银行再次合并。

第四阶段(1979年—1994年)：

1979年2月，决定正式恢复农业银行，的直属机构，由银行监管。恢复设立农业银行是 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此后，农业银行再也没有撤销过。

第五阶段(从1994年4月-1997年7月)：

以1993年12月作出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基础，要求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在银行统一监督和管理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密切配合、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实际上就是把农业银行中的政策性银行功能、商业银行功能、农村信用社进行分离，分离的结果是:1994年4月农业发展银行从农业银行分设成立，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等政策性业务与农业银行分离，农业银行开始按照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商业银行法》，逐步探索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营机制。

1996年8月，又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合作经营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经营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银行认真贯彻执行《决定》的有关精神，在矛盾多、时间紧、压力大的情况下，统一思想，顾全大局，积极支持农业发展银行省级以下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

1997年，农业银行基本完成了作为专业银行“一身三任”的历史使命，开始进入了真正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六阶段(1999年-2010年)： 股份制改革阶段

1999年，农行和工中建三家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2004年，农行次上报股改方案。

2007年1月19日至20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总的原则是“坚持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

2007年9月，农行选择吉林、安徽、福建、湖南、广西、四川、甘肃、重庆等八个省（区、市）开展面向“三农”金融服务试点。

2008年1月23日，农业银行明确提出“3510”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 2008年3月，农行开始推动在6个省11个二级分行开始“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

2008年5月底，“三农”金融服务阶段试点结束。

2008年8月，农行总行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全面推动全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

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通过。

2010年7月15日和16日正式在上海和两地上市，农行融资约221亿美元，并成为全球的IPO，至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实现上市。

2011年7月22日，农业银行与英国剑桥大学剑桥海外留学生基金会在京签署了《农业银行剑桥奖学金谅解备忘录》。

截至2011年末，总资产达11.68万亿。

2012年11月23日，住建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信息化推进处吴旭彦处长一行来泰安就本项工作开展调研，并在泰安市公积金中心召开座谈会。

2012年12月23日，农业银行2013年“金钥匙春天行动” 启动仪式在厦门举行。

2012年农行以康复扶贫为推手，不断推动残疾人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残疾人的自身发展能力。截至2012年末，农行累计投放康复扶贫3.4亿元，较2011年增加1.7亿元，支持助残扶贫企业或项目42个，辐射8731户残疾人农户，户均增收8990元。

2013年2月20日，湖北省和农业银行《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服务全面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几年举行一次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每5举行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金融界规格的会议，自1997年开始隔5年举行一次，每次都推动国内金融领域重要改革。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召开。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四项原则：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

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加强对外开放、实施稳健的货政策、加强金融监管。

灰犀牛是什么意思？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每5举行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金融界规格的会议，自1997年开始隔5年举行一次，每次都推动国内金融领域重要改革。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召开。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四项原则：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

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加强对外开放、实施稳健的货政策、加强金融监管。

地方金融监管再强化。近日，上海、广东、陕西、四川、内蒙古、江苏、江西等地相继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这一机制还将陆续在其他省份落地，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各项细化措施，一系列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协调机制的建立，将增强和地方金融监管一致性，助推金融防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等工作更好地落实。在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央地政策合力，全力打赢防控阻击战。随着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性增强，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多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更多地方金融监管立加快推进。

地方协调机制密集落地

3月12日，上海、江西、陕西、四川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此前，这一机制已在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陆续建立。据悉，其他省份的协调机制也在规划建设中。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协调机制定位于指导和协调，主要通过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及金融委有关部署。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暴发后，需要各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意义更为重大。

据央行成都分行委、行长严宝玉介绍，四川协调机制将着力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方案，全力支持防控和复工复产。上海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重点促进落实部门关于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的相关通知，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保障。

金融委办公室今年年初发文称，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央地监管协调性，一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解决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不足。但我国尚未建立纵向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与地方在实践中易出现两相割裂的监管空间，并可能导致监管政策落实难、服务地方协同难等问题。随着协调机制落地，这一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

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建立，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客观需要，将进一步压实地方风险处置，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

“近年来，出于有效应对地方金融快速扩张和金融风险渐进暴露局面的考虑，我国逐渐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及风险处置交由地方承担。”董希淼表示，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地方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事权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2018年开始，部分地方将金融办（局）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模式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密集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压实地方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银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表示，将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尹振涛指出，目前来看，地方金融监管的短板突出表现在监管能力较弱和监管经验不足。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能较为复杂，所监管的机构体量较小且较为分散，也给地方防风险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协调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分工，帮助地方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随着协调机制落地，地方层面下一步将着力提升协调监管能力，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上海提出，协调机制将重点构建市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对上海地区金融风险及处置情况的监测、跟踪和摸排。江苏提出，将集中力量处置个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央地双层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山东、河北、四川、天津等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上海等更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也在酝酿中。业内指出，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推进，对于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专家指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全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设计，未来还需逐步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细化工作措施，才能发挥协调机制的更大价值。

董希淼表示，不少地方已有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与省级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如何互相支持配合，未来是一个挑战。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可能导致协调机制不“协调”。建议尽快统一到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来，以真正实现央地协调、部门协作“1+1>2”的效应。

尹振涛指出，金融委属于一个顶层的金融稳定机制，这种机制如何贯彻到地方，还需要继续明确相关日常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制度化表现在要有固定的部门、人员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问责机制和考核机制等。

央行表示，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陕西提出，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正式运行，为各监管单位加强协调、凝聚合力搭建了平台，在出台工作规则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建立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络员制度等工作制度。上海也表示，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相关配套制度。

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没有缺席。从2002年至2012年，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是在当年召开。所以，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该是在2017年召开，但具体时间请关注发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的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工作进展时表示，银积极推动支持“保交楼、稳民生”，指导银行在配合地方压实各方的有序安排下，积极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稳民生”。9月22日，开发银行已向辽宁省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辽宁“保交楼”项目。

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23日表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实质性扭转。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持续完善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合理满足房地产市场融资需求，稳妥处置恒大等部分头部房企风险。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得到稳妥处置。增量风险已基本控制，存量风险化解正有序推进。

银：国开行已向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银积极推动支持“保交楼、稳民生”，指导银行在配合地方压实各方的有序安排下，积极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稳民生”。配合住建部、、银行等部门及时出台措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大局。9月22日，开发银行已向辽宁省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辽宁“保交楼”项目。

银：今年以来已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办理延期还本付息金额超4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以来银行机构进一步落实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主动跟进了解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货车司机等的融资需求，对于符合条件的，及时提供延期还本付息、续贷等服务，努力做到“应延尽延”，切实缓解企业流动性困难。今年以来，已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办理延期还本付息金额超过4万亿元。

银：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平稳化解 截至8月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金额约2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部分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平稳化解。渤海钢铁、海航、东北特钢、北大方正等一批债务金额巨大、涉及面广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得到平稳处置。截至今年8月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金额约2万亿元。

银：2017年至今年7月末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3.5万亿元 超过之前12年总和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17年至2022年7月末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3.5万亿元，超过之前12年处置额总和。

银：截至6月末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高风险的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蕴含巨大隐患的保本理财退出市场，同业理财较峰值压降99%，同业投资和非标融资大幅减少。金融界评价成功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

银：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率1.8% 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余额3.8万亿元，不良率1.80%，同比下降0.10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00.5%。

银：前8个月新增15.6万亿元 8月中长期新增1万亿元

银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前8个月，新增15.6万亿元，同比多增5540亿元。8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4.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6%。今年前8个月，制造业新增3.7万亿元，增量为去年同期1.8倍。8月末，用于小微企业的余额56.7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余额22.1万亿元，同比增长23.3%。保障性安居工程余额6.3万亿元中长期占比进一步提升，8月份中长期新增1万亿元，占当月新增的75%以上。

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简称ABC，农行）是大型上市银行，银行之一。最初成立于1951年(辛卯年)，是新成立的家国有商业银行，也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行设在。农业银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阶段(1951年—1952年)：

1951年8月成立农业合作银行。也就是建国后的第三年，是新关于农村金融体系的一次尝试。

主要任务：按照办理农业的财政拨款和一年以上的农业长期，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

1952年，撤销。原因是农业合作银行成立后财政拨款和长期业务基本没有展开。农业发展的落后和合作化运动，使得农村根本就没有业务的金融需求。

第二阶段(1955年—1957年)： 1955年3月，成立农业银行。

主要任务：办理财政支农拨款和农业长期与短期，对象主要限于生产合作组织和个体农民，用途限于农业生产，其他农村金融业务仍由银行办理。

1957年4月，决定将农业银行与银行合并。

第三阶段(1963年—1965年)： 1963年，再次设立农业银行，作为的直属机构。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采取加强农业的措施，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支援。

1965年11月，农业银行和银行再次合并。

第四阶段(1979年—1994年)：

1979年2月，决定正式恢复农业银行，的直属机构，由银行监管。恢复设立农业银行是 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此后，农业银行再也没有撤销过。

第五阶段(从1994年4月-1997年7月)：

以1993年12月作出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基础，要求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在银行统一监督和管理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密切配合、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实际上就是把农业银行中的政策性银行功能、商业银行功能、农村信用社进行分离，分离的结果是:1994年4月农业发展银行从农业银行分设成立，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等政策性业务与农业银行分离，农业银行开始按照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商业银行法》，逐步探索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营机制。

1996年8月，又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合作经营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经营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银行认真贯彻执行《决定》的有关精神，在矛盾多、时间紧、压力大的情况下，统一思想，顾全大局，积极支持农业发展银行省级以下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

1997年，农业银行基本完成了作为专业银行“一身三任”的历史使命，开始进入了真正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六阶段(1999年-2010年)： 股份制改革阶段

1999年，农行和工中建三家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2004年，农行次上报股改方案。

2007年1月19日至20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总的原则是“坚持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

2007年9月，农行选择吉林、安徽、福建、湖南、广西、四川、甘肃、重庆等八个省（区、市）开展面向“三农”金融服务试点。

2008年1月23日，农业银行明确提出“3510”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 2008年3月，农行开始推动在6个省11个二级分行开始“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

2008年5月底，“三农”金融服务阶段试点结束。

2008年8月，农行总行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全面推动全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

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通过。

2010年7月15日和16日正式在上海和两地上市，农行融资约221亿美元，并成为全球的IPO，至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实现上市。

2011年7月22日，农业银行与英国剑桥大学剑桥海外留学生基金会在京签署了《农业银行剑桥奖学金谅解备忘录》。

截至2011年末，总资产达11.68万亿。

2012年11月23日，住建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信息化推进处吴旭彦处长一行来泰安就本项工作开展调研，并在泰安市公积金中心召开座谈会。

2012年12月23日，农业银行2013年“金钥匙春天行动” 启动仪式在厦门举行。

2012年农行以康复扶贫为推手，不断推动残疾人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残疾人的自身发展能力。截至2012年末，农行累计投放康复扶贫3.4亿元，较2011年增加1.7亿元，支持助残扶贫企业或项目42个，辐射8731户残疾人农户，户均增收8990元。

2013年2月20日，湖北省和农业银行《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服务全面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

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灰犀牛”是与“黑天鹅”相互补足的概念，“黑天鹅”指的是概率很小但是影响非常巨大的，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带来性影响。“灰犀牛”主要指明显的、高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忽视、最终有可能酿成大危机的。它会让你猝不及防，甚至比黑天鹅更危险。

自规格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后，“灰犀牛”一词大热，成为财经圈的时髦用语。那么“灰犀牛”究竟是什么意思？经济的灰犀牛是什么，A股的灰犀牛又有哪些？

什么是“灰犀牛”？

经常看股市或者财经的股民，可能对“黑天鹅”比较熟悉，指的是概率很小但是影响非常巨大的，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带来性影响，通常代表着利空，是股民最不愿意看到的词语之一。

而“灰犀牛”由于“外形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甚至比黑天鹅更危险”，因此被用来形容那些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灰犀牛”并非新词，早在2013年1月的达沃斯上，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便提出了这一概念。2015年，伦敦商学院知名迈克尔·雅可比基于渥克的提法，首次发表了系统阐释“黑天鹅”到“灰犀牛”趋势演变的论文。2016年，米歇尔·渥克经过整理和研究，出版了《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提出“灰犀牛”主要指明显的、高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忽视、最终有可能酿成大危机的。

2017年7月17日，日报首次引用“灰犀牛”概念，发表了系列评论员文章，提出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灰犀牛”一词随即一炮走红，引起财经界对的关注和热议。

经济有哪些“灰犀牛”？

任何、任何经济体都必然存在各自的“灰犀牛”，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灰犀牛”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可以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灰犀牛。从立场看，中财办于7月27日在发布会中对“灰犀牛”概念做出了解读，列举了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类问题。

灰犀牛1：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在我国包括理财产品、信托、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业务或机构，是正规银行系统之外作为信用中介的实体和活动，对存款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从而导致所谓的“金融脱媒”现象。由于受到的约束、监管相对较少，影子银行的产生实际上就存在规避监管的考量。

在经济扩张时，影子银行融资增加，容易加剧经济过热，推高资产价格，导致资产泡沫风险的累积；在经济下行期间，影子银行融资收缩，又容易加速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违约风险发生。2012年以来，影子银行融资占同期社融的累计比重接近40%。

灰犀牛2：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可以说是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中最主要的潜在系统性风险，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重要影响。

需求方面，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导致购房者的债务负担承重。如果房产价格转而出现快速下降，房产抵押价值不足可能导致房贷违约，从而造成银行出现坏账损失；供给方面，房产价格居高不下带来土地价格持续上涨，从而导致房企的开发相应增加。同样，如果房产价格转而出现快速下降，房企销售收入下滑可能导致房企的房地产开发、房企债券等出现违约。

更进一步，一旦购房者或者房企出现违约情况，银行变现抵押资产又会造成房价的进一步下行，从而出现“泡沫破灭-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

灰犀牛3：国有企业高杠杆

由于企业高杠杆借助相互担保、循环担保渠道，不仅助长盲目融资风险，还加剧了企业间风险传递，此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把国企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已经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根据2016年12月央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测算，截至2016年年底，总债务244万亿元（不含外债）。加上外债，合计的债务大概是255万亿。2016年我国GDP为74.4万亿，这意味着我国的总负债率为342.7%，除去金融的实体总负债率刚刚超过%。

这一数字略高于全球平均246%的债务杠杆率，但略低于发达平均279%的杠杆率。从具体国别比较来看，目前的债务杠杆率与美国接近，但远低于日本、希腊、西班牙等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

但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常年高企。截止2016年12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31万亿，负债总额87万亿。而2016年融资规模存量为155.99万亿，国企负债总额87万亿占比56%。其中“财大气粗”的央企更是首当其冲。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66.6%，高于同期实体产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60.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56%。

灰犀牛4：地方债务

我国地方负债过高成因比较复杂，有财税体制、不恰当的政绩观和宏观经济政策等特定的历史背景。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债务余额为15.亿元，债务率为80.5%。

2017年地方债务限额为18.82万亿，截至今年6月底该余额数字为15.86万亿元，虽然未超出限额，但是我国地方债务问题所隐藏的风险不容忽视。

灰犀牛5：违法违规集资

前不久，一个被冠之以科技专利的高架巴士项目——“巴铁试验线”在喧噪一时后，因非法集资的指控在今年7月初宣告夭折，其投资方的32名犯罪嫌疑人涉嫌从事非法集资活动遭警方拘捕，而这仅仅是我国肆掠的违法违规集资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当前我国一些地方、一些企业频繁出现各种变相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拆分投资、和花样繁多的非法集资现象，我国金融领域的风险点多面广，既有非法集资这样的显性金融风险，又有银行违规授信、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隐性的违法违规行为。此外，金融领域还存在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