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概念两种比较 莎士比亚化是什么

文艺美学研究·席勒式

文艺美学研究·席勒式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概念两种比较 莎士比亚化是什么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概念两种比较 莎士比亚化是什么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概念两种比较 莎士比亚化是什么

这是写给尔的信中批评他的历史悲剧《济金根》时提出的一个说法。在1859年写的这封信中针对尔在剧本的观念图解式，向他说： “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从的原话中清楚可见，所谓席勒式主要是指在作品中缺少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只追求抽象的时代精神，以致人物变成了这种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里既有对席勒戏剧缺点的揭示，更有对尔对这种缺点恶性发展的批评。所维护的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规律，反对的是唯心主义的观念化的倾向。

席勒是十八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也是的美学家。他的剧作影响很大。说他的剧本《强盗》， “歌颂一个向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 《阴谋与爱情》是“德国部有倾向的戏剧”，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席勒的剧作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他的剧本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合生活逻辑、让人物宣讲作者理想、缺乏性格真实等等。这表现在上述两个剧本中是明显的，在《唐·卡洛斯》中更为突出。这种创作结果是席勒的美学思想的必然产物。他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认为， “在文明的状态中，由于人的天性这种和谐的竞争只不过是一个观念，诗人的任务就必然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表现理想。”席勒就是重在表现观念理想的，强调用主观方式写作，这给他的作品增强了抒 彩和动情效果，但有时也影响了历史真实性。当然， “席勒式”不是指席勒的全部作品的全部特点，而仅仅在指创作中一种偏向，在接触席勒作品时，如果不是特别喜爱这种偏向，那席勒还是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的。

但是和所批评的《济金根》作者尔，他对席勒特别偏爱，而且把他的剧作中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当作成功的艺术经验加以标榜，并且变成自己写作剧本的指导原则，以致后写出了比席勒还席勒化的《济金根》。所以，所指出的“席勒式”，与其说是揭示席勒剧作的缺欠，还不如说是批评尔的观念图解方式更为确切。

尔在写作《济金根》时，他把济金根作为“普遍精神”的“化身”，并描写了这个抽象的观念， 于是没落的必然要灭亡的反动骑士阶级，被写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并企图以十六世纪骑士的失败，比附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认为都是“智力过失”导致了的失败，实际是同情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并为现实中的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辩护。

在尔的“席勒式”倾向中，他的“悲剧观念”是图解的思想基础。尔认为： “革命力量是在于革命的狂热，在观念对自己本身的强力和无限性的这种直接信赖。”据他解释说， “狂热”就是“忽视有限的实行的手段和现实错综复杂的困难”，所以关键问题在于“狂热”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深入到现实错综复杂中去，必须借助有限的手段转入行动”。尔又认为“狂热”在转入行动时，很容易与“有限手段”搅在一起，委身这种手段，这时“狂热”就要“遭到破灭”。尔把“狡智”看作是“有限手段”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他得出结论说：“遭受失败的大多数革命——任何真正的历史专家都应该同意这一点——都是碰到这种狡智而垮台的，或者至少是一切企图专靠这种狡智的革命都遭到了失败。”其实，尔的这种悲剧观念，是他背弃对于历史运动进行科学分析，所凭空捏造的悲剧模式，其性质属于唯心主义的创作指导思想。然而尔的谬误，不仅在于他的关于写作的指导思想是错的，还在于他抱定这个观念不放，在历史的现实的革命运动面前，削足适履地让历史和现实适应他的悲剧观念，并以现实为牺牲品，用歪曲的形象图解他的观念——实际是演绎他“先行”的悲剧主题。正因为这样，对尔的剧本，肯定它的矛盾冲突是可以成立的，但却否定了主题。因为，十六世纪骑士济金根的下层贵族和当时伟大的农民，这两种“国动”，前者反教会、反诸侯，后者全面地反对封建制度，形成了与封建阶级的广泛的矛盾，而这两种斗争的结果如所说： “两次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有利害关系的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虽然肯定了剧本的“悲剧性的冲突”，但却认为为作者“所选择的主题”，并不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也就是说，尔描写十六世纪错综复杂的封建的矛盾斗争的情节设置，虽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剧本并不是从这个实际矛盾中，提炼出事态应有的主题意义，而是用他的超历史超现实逻辑的悲剧观念为主导思想，拉来济金根以为图解，说明“革命的狂热”委身于“狡智”， “狂热遭到破灭”， “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是一切革命的中心点，叫人承认剧本的这一唯心主义宗旨。在看来，这不仅不是剧本接触的十六世纪的矛盾冲突事实中所包含的主题，也不是1848至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历史中所能开掘出的主题，它完全是尔的“幻想”。批评了尔违背历史逻辑确定的“主题”，指出，尔借剧中的人物引发主题，以为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这乃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幻想。实际上是席勒的表现理想的倾向一种更为观念化的表现。

童庆炳《文学创作的对象——人的世界》 片段

的确，文学创作和人文学科都以人及其生活为对象，它们都关注人的生存和生存的意义，其目的也都是为了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美好。这是它们的相同和相通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更具体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们的具体对象实际上是不同的，而且是很不相同的。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以人为对象时，实际上是蒸发掉人的活生生的感性生命和情感，而剩下某种抽象的普遍的属性，或者说舍弃了他的感情形态而注重他的理性意蕴。总之，人文学科把人的活生生现实蒸发为科学的抽象。人文学科不会去研究每个具体的人（如张三或李四的性格和命运），它关心的只是一般的普遍的人。文学创作虽然也对人及其生活进行艺术的概括，但仍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特别是人的灵魂为对象。文学反映生活，不是离开具体的人去反映，相反正是通过人去反映生活。人和人的生活是无法加以割裂的，当然这里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现实。

在这个问题上，和许多作家都有过论述。在致斐·尔的信中批评了尔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认为他没有写出活生生的人。他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以写活生生的人的感情世界的丰富多彩著称，席勒则是德国18世纪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常犯的毛病是把人物概念化。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其意义在于不仅指出怎么写，而是首先强调写什么，即对文学创作的客体做出了规定——要写活生生的人及其感情世界，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

值得指出的是，曾给予较高评价的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也认为文学创作的对象是活的人。她在给当时已负盛名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一封信中说：“人首先是人。我们希望在一切历史和一切里头找到人。这正是《情感教育》的缺点。很久以来，我就在为这部书思索，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一本这样完善、这样牢实的作品。这种缺点就是：人物的动作没有反射到自己身上来。他们承受，加以生的人及其感情世界，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值得指出的是，曾给予较高评价的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也认为文学创作的对象是活的人。她在给当时已负盛名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一封信中说：“人首先是人。我们希望在一切历史和一切里头找到人。这正是《情感教育》的缺点。很久以来，我就在为这部书思索，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一本这样完善、这样牢实的作品。这种缺点就是：人物的动作没有反射到自己身上来。他们承受，加以占有。……相反，你如今又在拿莎士比亚滋养自己，你做得对！就是他，放出人来，和斗争；你注意一下，他们好也罢，坏也罢，永远战胜。在他的笔底下他们击败。”乔治·桑对《情感教育》一书的批评也许是不对的，但她在这里提出的文学创作要写活人，与人相比，人是主要的因素，要由人物来驾驭和占有，要以莎士比亚来滋养自己，这些观点深刻地总结了文学创作客体的规律。

有些初学写作者，一拿起笔就急迫地想编故事，而把人忘记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作品注定要失败。关于这一点，老舍曾说：“有些作品为什么见物不见人呢？这原因在于作者。不少作者常常有一肚子故事，他急于把这些动人的故事写出来，直到动笔的时候，才想到与有关的人物，于是，人物只好随着走，而人物形象往往模糊、不完整，不够鲜明。世界上的的作品大都是这样：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物的面貌，不是写的过程，不是按的发展来写人，而是让为人物服务。还有一些名著，情节很多，读过后往往记不得，记不全，但是，人物却都被记住，所以成为名著。”老舍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物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只有在与人物的个性与命运相关时，才是需要的。请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王夫人、袭人、晴雯、刘姥姥等活生生的人物及其感情世界抹去，只剩一些故事轮廓，《红楼梦》还能成为名著吗？这些都说明，真正的作家只对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感情的人及其性格命运感兴趣。也正因此，作家只对人的一切活的东西进行观察。

恩格思 “三融合”思想？

三融合 在1859年5月致斐·尔的信中对

未来戏剧提出的基本原则和美学理想。尔在《济

金根》原序和致的信中，一再贬低莎士比

亚，抬高席勒；并吹嘘他的剧本《济金根》“十分清楚地”展

现和塑造出“转折时期的具有内在的世界意义的思想

和思想冲突”。在《致斐·尔》的复信中批评了

“济金根”歪曲历史、否定群众历史作用的缺陷，

委婉地否定了尔自炫完美的剧本创作及其戏剧观

念，并正面提出了未来戏剧的理想：“您不无根据地认为

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

来达到的。”其中，“较大的思想深度”是指作家通过作品

所表现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先进世界观，以及他对生活认

识和开掘的深度和广度。生活本身蕴含着真理，作家运用

生动可感的艺术手段对生活认识开掘得愈深广，愈是反

映出某些方面的本质，作品就愈是表现出深刻的思

想性。表示赞同尔肯定席勒戏剧具有一定思

想深度的看法，同时也批评了他无保留地称颂席勒、肆意

贬低莎士比亚的民族偏见。“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指作

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自觉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正确

地认识历史过程和现实关系，并以充分的历史感和现实

感给以艺术地再现，从而达到主题和题材的统一，倾向性

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的统一。尔的唯心史观和“席勒

式”的悲剧观念妨碍了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作出正

确的分析和判断，历史剧《济金根》的失误说明他无

法达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样一种新的思想高度。“莎

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未来戏剧理想

的第三要素，它强调作家必须遵循“莎士比亚化”的创作

原则和艺术规律，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提炼出引人

入胜的情节场面，通过独创性的艺术形式表现现实主义

精神。尔的戏剧创作和悲剧理论从反对“恶劣的个性

化”走向了抽象化、“席勒式”的歧路，这同他鼓吹理念、贬

斥莎士比亚的艺术观直接有关。提出的未来戏剧

理想的三要素不是互相割裂、彼此孤立的，它们必须有机

地联系起来，实现完美的融合，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只

有达到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才可能产生

不朽的魅力，使这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艺登上人类艺术

发展的高峰。在这封信的后特别申明，他是“从

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这个标准来衡量尔的剧

作的。这个标准同“三融合”的戏剧理想在精神上是

相通的，用它们来衡量《济金根》，都表明这个剧本存在着

的缺陷。认为当前的德国戏剧远未达到他所

提出的这种戏剧理想的高度，其中自然也包括《济金根》

在内。这是对尔在艺术上孤芳自赏、妄自尊大态度的

批评，同时也是对当时德国文坛上流行一时的唯心主义

创作倾向的有力针贬。

18世纪启蒙文学中“希勒式”与“莎士比亚化”的区别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致斐·尔》。

1、“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是欧洲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十分重视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作用，主张要借鉴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善于从现实生活出发，给作品中的和人物提供真实而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

2、“席勒式”：是在批评尔的《济金根》时提出来的，与“莎士比亚化”相对应。“席勒式”指席勒在创作中部分地存在着从观念出发的概念化、抽象化倾向。即以“不能实现的理想”代替客观现实，以抽象概念的演绎替代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犯了“为了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的东西”的错误。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实际上是对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创作原则的概括。